那天东方才刚刚泛起鱼肚白，一辆黑色轿车便驶出了宁波东海舰队司令部的大门，车头朝着杭州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　　原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：他得先赶到杭州，把在那边疗养的政委接上，随后两人结伴搭乘火车进京，去出席海军的一场关键会议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对面一辆重型平板车像失控的野兽般猛冲过来，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，两辆车就狠狠地“啃”在了一块儿。

　　很多年后，那场浩劫中的幸存者、秘书毛文灿再提起那一天，嘴里只吐出了“不堪回首”这几个字。

　　等他恢复一丝意识，人已经躺在简陋的手术台上，脑袋疼得像要裂开，整张脸肿得变了形。

　　毛文灿拼尽全身力气嘶吼了一嗓子：“那是咱们东海舰队的司令员，快救命啊！”

　　等到他在海军医院再次睁开眼，战友们流着泪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：马龙首长，没能留住。

　　后来的尸检报告让人不忍卒读：巨大的冲击力让驾驶盘硬生生顶进了马龙的腹部，甚至把胃部都挤压到了胸腔位置。

　　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给这位开国少将三十载戎马生涯，画上了一个太过仓促的句号。

　　可若是把目光拉长，去审视他的一生，你会发现，马龙这辈子其实一直在做一道关于“路”的选择题。

　　彼时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，拍板要组建海军和空军，急需从陆军野战部队里抽调一批硬骨头去当“奠基石”。

　　当时咱们的家底约等于零，除开几艘起义投诚的小炮艇，啥也没有，纯粹是白手起家。

　　倘若当时杨成武顺水推舟答应了，中国空军的功劳簿上或许会多一位悍将，而东海舰队就要少一位“掌门人”了。

　　好在杨成武没急着反驳，而是反问了一句：“难不成咱们就没吃过敌人军舰的亏？”

　　去了海军，你不光能解决“过江”的问题，连你心心念念想搞的“飞机”也包圆了。

　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，一个“拉起一支像样的水师”的念头，彻底压倒了单纯的“报复心”。

　　1950年7月，一纸调令下来，马龙走马上任，成了华东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。

　　换做旁人，接手这种烂摊子，大概率是先向上面哭穷，要么就要钱要装备，或者发几句牢骚。

　　据后来在马龙身边做事的秘书毛文灿回忆，马龙对海疆战备的较真程度，简直到了偏执的地步。

　　只要是有一个班战士驻守的岛礁，哪怕风大浪急，也必须登岛看望，必须跟战士们拉家常，摸清最真实的底细。

　　因为只有住下来，你才能切身体会晚上的海风有多硬，知道夜里的哨兵能不能瞧清海面，知道战士们半夜会不会冻着，知道一旦有了突发状况，部队能不能立马动起来。

　　他根本不信坐在屋里听来的那些虚词，他只信自己两眼看到的、身子骨感受到的。

　　1958年11月，副主席视察舟山舰艇部队，陪同的有俩人：一个是马龙，另一个是陆军舟嵊要塞区政委张秀龙。

　　后来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瞧这阵势，乐了：“嚯，马龙、张秀龙，舟山有你们这两条龙镇着，我就把心放肚子里了！”

　　临别之际，郭沫若做了一个很交心的举动：他把自己亲笔写的《七律·看〈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〉》送给了马龙。

　　说明马龙绝不仅仅是一介武夫，他在守卫海疆时展现出的那种格局和胸怀，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折服。

　　鉴于他是因公殉职，又是开国少将，中央和军委的领导都发来了唁电，总政治部也批准他为革命烈士。

　　那片海，也是当年他在黄石港江边，看着列强军舰横行霸道时，发誓要征服的领域。

　　从鄂东南大冶县殷祖镇马对于村的一个放牛娃，到为了“填饱肚子”投奔红军；从一心想去空军找回场子，到为了国家的长远海防甘愿从零开始搞海军。

　　那个1930年在江边感到深深无力的年轻红军战士，终于在1977年，融进了这片波涛，化作了东海的一部分，永远地守望着这片深蓝。

　　如今，当我们看到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劈波斩浪走向深蓝时，别忘了，在这条通往强大的航道底下，垫着的正是像马龙这样一代人的选择与牺牲。

　　他没能亲眼看到今天的大国海军，但他用自己的一生，为这支海军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石。